藥品許可證據減少的情況並非近期才出現，然而審核標準卻逐漸寬鬆。過去研究顯示，1995 年和 1997 年間，採納兩項關鍵試驗的比例達 81%，而在 2015 年至 2017 年間降至 53% 。最新的 JAMA 研究更暗示這一數字可能進一步下降。
過去幾十年來，FDA 新藥審核標準似乎正逐漸趨於寬鬆。
根據一項來自內科權威期刊 JAMA Netw Open 的研究顯示，到了 2022 年，有 65% 的許可以單一研究做為證據基礎，而這項數字在《 21 世紀治癒法案》頒布前的 2016年，僅為 20%。
此外，這篇研究亦揭示，在 2016 年時，大約有 55% 獲准的新藥至少有三項以上的研究做為支持許可，但是到了 2022 年，比例卻急遽下降到僅有 11%。
美國 FDA 審核關鍵：效益是否大於風險
處方藥品在正式上市前， FDA 必須要審查所有人體研究或是臨床前數據來確保藥品是否真的有效和安全，一般而言 FDA 發出許可的基礎會建立在所謂「關鍵」試驗 (pivotal) 上，這些關鍵試驗通常需要嚴謹的設計，包括選擇合適的族群，確定適當藥物劑量，設定符合疾病特色的評估終點（例如：病情改善、存活率等），以及適當的對照組來比較藥物的效果，審核機構會依據這些關鍵試驗能否證實效益大於風險，來進一步決定這個藥品是否能上市。
以近期很夯的減重藥物 Wegovy (semaglutide) 為例，在 2021 年拿到減重適應症時，FDA 至少審查了五項試驗，且五個都是隨機雙盲試驗。
一般而言，FDA 更喜歡從至少兩個關鍵試驗來獲得證據，這樣能夠盡可能地避免出現未預期系統性偏差，也能較有信心來證明藥物的效果的確能真如試驗所示。
然而由 Kaplan 博士等人所發表的研究中，只有四種藥物 (abrocitinib, oteseconazole, xenon Xe 129 hyperpolarized, tirzepatide) 是根據至少三項以上的研究而獲准。研究範圍的新藥僅包含 2022 年所有以前未獲任何適應症核准的藥品。
從嚴格試驗到彈性審核：證據數量為何減少？
事實上，支持藥品許可證據的減少，並不是 2016 年才開始發生。一項研究指出，在 1995 年和 1997 年時，採取兩項關鍵試驗的比例是 81%，到了 2015 年至 2017 年間，則是降低至 53%。此外，僅採取單臂的非隨機試驗，則是從 4% 上升到 17%。
會有如此的改變源頭可能來自於法規的變化和倫理意識的抬頭，例如《 21 世紀治癒法案》賦與了美國 FDA 有更大的彈性來審核藥品，這幫助了罕見疾病和再生醫療藥物的發展。
以罕見疾病為例，臨床試驗執行到三期所費不貲，人數稀少的族群特色會讓追蹤時間需要拉得更長，才可能觀察到效益，加上疾病特別，也會更難找到對照組。此外，罕見疾病牽涉醫療倫理和不平等議題，透過早期生化指標和參照歷史對照組等方式，能夠加速藥品獲得許可，也能夠讓藥品盡快送到病人手中，滿足未被滿足的需求。
JAMA 研究：許可背後產生擔憂
然而，研究作者 Kaplan 博士則是相當擔憂，這些藥物大多數都是由企業贊助，而公開發表的研究結果僅占 25%。
在這篇 JAMA 研究中，有 55% 為隨機研究、21%採取單組設計 (single group)，將近八成 (79%) 為廠商贊助，僅有不到 1% 的研究由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贊助；不到一半 (40%) 的藥品試驗在取得許可前完成（平均 8.4 個月）。
Kaplan 博士等人認為病人有權在不受限制的狀況下，獲得與他們正使用的藥物相關的所有證據，而不僅僅是向公眾提供特定範圍的數據。
JAMA 研究揭示了近年來製藥產業的趨勢，儘管審核需要仰賴證據的整體性，但是與《 21 世紀治癒法案》頒佈之前相比，2022 年的新藥核可顯示 FDA 正在降低參考試驗的數量，且多數由企業贊助。
**本內容僅提供企業、政策和學術等公開相關資訊。關於個人健康狀況或疾病治療方面的問題，建議應向專業醫護人員諮詢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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